1959年1月1日，菲德尔·卡斯特罗率领革命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，开启了古巴历史的新篇章，此后的四十七年里，卡斯特罗的执政成为冷战史的缩影，也是拉丁美洲左翼运动的标志性符号，他的统治交织着理想主义的激情、国际政治的博弈、经济封锁的挑战，以及对“社会主义古巴”的坚定塑造，这段历史不仅塑造了古巴的今天,也为全球政治留下了深刻的争议与启示。

革命与政权的巩固（1959-1970）
卡斯特罗执政初期，古巴迅速从亲美政权转向社会主义阵营，1961年，美国支持的“猪湾事件”失败后，古巴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，并与苏联结盟，这一时期的卡斯特罗展现出强烈的反帝立场，通过土地改革、国有化运动和扫盲计划重塑社会结构，1962年的“古巴导弹危机”将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，也凸显了古巴在美苏争霸中的战略地位。

经济依赖苏联援助的模式已埋下隐患，1960年代的“甘蔗收割运动”试图实现经济自给，却因计划脱离实际而失败，卡斯特罗的执政风格逐渐显现：个人魅力与集权统治并存,革命理想与实用主义交替。

冷战中的生存之道（1970-1991）
1970年代，古巴通过输出革命扩大国际影响力，派遣军队支持安哥拉、埃塞俄比亚等地的左翼政权，卡斯特罗成为“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”的象征，但也让古巴背负沉重的军事开支，国内则推行“制度化”改革，1976年颁布宪法确立共产党一党制，卡斯特罗兼任国家元首与军队领袖。

经济上，苏联的石油与粮食援助维持了古巴的福利体系，医疗和教育成就成为社会主义的“橱窗”，但过度依赖单一盟友的脆弱性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暴露无遗，古巴瞬间失去每年40亿美元的援助，GDP缩水35%，进入“特殊时期”。

“特殊时期”与韧性考验（1991-2006）
面对经济崩溃，卡斯特罗推行有限改革：允许旅游业、美元流通和小型私营经济，但坚持拒绝市场化，这一时期，古巴民众经历了物资匮乏的艰辛，但社会福利网避免了全面动荡，卡斯特罗的执政逻辑始终清晰：政治控制优先于经济开放。

国际舞台上，卡斯特罗巧妙利用反美立场凝聚国内共识，1996年，美国强化对古巴的《赫尔姆斯-伯顿法案》，反而强化了古巴的“受围困心态”，拉美左翼浪潮的兴起（如查韦斯的委内瑞拉）为古巴带来新盟友，卡斯特罗的执政韧性令人惊叹——他熬过了十任美国总统的敌视。

交棒与遗产（2006-2008）
2006年，卡斯特罗因健康问题将权力移交给弟弟劳尔·卡斯特罗，2008年正式卸任，四十七年的执政留下复杂遗产：

• 成就：全民医疗与教育免费、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、文化输出（如音乐、棒球）影响力深远；
• 争议：政治高压（异议人士遭镇压）、经济僵化（人均GDP长期停滞）、对外政策的“冒险主义”。

卡斯特罗的统治哲学可概括为“抵抗即存在”，他曾说：“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”，但历史对他的评价始终两极，支持者视他为反霸权的英雄,批评者则指责他牺牲自由换取稳定。

卡斯特罗之后的古巴
2016年卡斯特罗去世，古巴已进入“后革命时代”，劳尔的有限改革（如放开手机使用、允许私营餐馆）未能根本扭转经济困境，而美国的封锁持续至拜登时代，今天的古巴站在十字路口：如何在不否定革命遗产的前提下适应全球化？卡斯特罗的幽灵仍笼罩着这个岛国——他的画像依然高挂街头,他的理念仍是官方叙事的核心。

卡斯特罗的四十七年执政，是一部关于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史诗，他证明了小国在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可能，也揭示了意识形态至上主义的局限，古巴的故事远未结束，但卡斯特罗的印记已深深刻入这个民族的基因——既是荣耀，也是负担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：“革命不是一场玫瑰花的盛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