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0年9月28日，埃及总统加麦尔·阿卜杜勒·纳赛尔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，终年52岁，消息传出，整个开罗瞬间陷入巨大的震惊与悲痛之中，就在那个星期一，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葬礼正在酝酿——它不是由国家机器精心编排的仪式,而是一场完全发自民众内心的情感爆发。

纳赛尔去世的官方公告发布后几小时内，开罗街头便开始聚集人群，到了葬礼当天，1970年10月1日，超过500万人涌上街头，他们来自埃及各地，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，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，穆斯林与科普特基督徒并肩站立，知识分子与文盲农民共同哭泣，妇女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男人们捶胸顿足，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哀悼场所,尼罗河畔回荡着震天动地的哭喊声。

送葬队伍原本规划的路线完全失去了意义，人群如潮水般涌向灵车，男人们爬上车辆，试图触摸或抬动装有纳赛尔遗体的棺木，棺木在混乱中多次倾斜，几乎跌落，安全部队完全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——不是因为他们无能，而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沉浸在悲痛中，许多人自己也泪流满面,无法履行职责。

这种失控的集体悲痛背后，是纳赛尔对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深刻意义，1952年，他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，结束了埃及的君主制，1956年，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直面英法以三国的侵略，成为反殖民主义的象征，他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，建造阿斯旺高坝，推行土地改革，为埃及赢得了真正的主权与尊严，对无数普通埃及人而言，纳赛尔不只是政治家，他是将他们从贫困与屈辱中解救出来的英雄，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，是“阿拉伯的声音”。

纳赛尔的女儿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忆，父亲去世前几周曾对家人说：“阿拉伯人需要一场悲剧来唤醒他们。”这句话几乎成为预言，纳赛尔之死确实是一场悲剧，但它唤醒的不是他所期望的阿拉伯团结,而是对他个人空前的集体情感宣泄。

在葬礼现场，一位老农妇不断重复着：“父亲离开了我们，我们现在成了孤儿。”这句话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，对埃及民众而言，纳赛尔的离世不仅是失去一位领导人，更是失去一位精神上的父亲,一个民族认同的象征。

纳赛尔葬礼上的失控场面，某种程度上预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随后的命运，就在纳赛尔去世一年后，他试图调解的约旦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之间爆发了“黑九月”冲突；1973年，他曾经的副手萨达特发动了斋月战争，而后又转向与以色列和谈,这一政策转向最终导致萨达特在1981年被刺杀。

纳赛尔葬礼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的一个隐喻性终点，那种能够团结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激情，随着纳赛尔的离世而逐渐消散，此后，地区矛盾、教派冲突、外部干预逐渐成为中东政治的主旋律。

当我们回望1970年10月1日的开罗街头，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葬礼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，那失控的场面，那五百万人汇成的哀悼海洋，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潮的最后一幕，也是其迅速退潮的开始，纳赛尔带走了某种可能性,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和未竟的理想。

历史学家们可能会争论纳赛尔的政治遗产，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他那场葬礼所展现的情感力量，当棺木在人群中摇晃，当千万人的眼泪汇成尼罗河，那一刻,一个民族在为自己的梦想举行葬礼。